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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人士建議促進締約國立法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
推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廣泛運用
發佈時間:2021-07-06 16:40 星期二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圖為紀念《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通過40週年國際研討會現場。 (貿仲供圖)

核心閲讀:面向未來,中國仲裁要與聯合國貿法會及世界各國同仁一道,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推廣使用和進一步完善為抓手,緊跟經濟全球化和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在機遇中謀發展,在挑戰中求變革,肩負起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的歷史使命。

□ 本報記者 張維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已走過了41個年頭。

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有着國際貿易“脊樑”之稱,相應地,《公約》也被視為國際貿易法的核心從而備受矚目。自1980年通過以來,迄今已有94個國家相繼加入,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基本為《公約》成員國。《公約》為建立世界通行經貿法律規則,促進締約國立法改革,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十而不惑。受疫情影響推遲到今年召開的紀念《公約》通過40週年國際研討會,對於《公約》寄予厚望:不斷前行,為建立更好的國際經貿秩序而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研討會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商務部、中國貿促會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貿仲)共同舉辦。

適用範圍廣泛

《公約》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主持制定,1980年在維也納舉行的外交會議上獲得通過,於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

聯合國貿法會祕書長安娜·喬賓·布萊特在通過視頻作主旨發言中介紹説,在開展國際貿易時,法律的不確定性容易導致商事爭端結果很難預料,交易成本升高,而提高法律確定性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法典化,促進國際貿易法律的統一和協調,這也正是聯合國大會賦予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的任務。

作為國際貿易的基石,貨物銷售的比重不言而喻,這也就決定了《公約》的強大適用性。安娜·喬賓·布萊特説,《公約》適用於全球超80%的貨物貿易。“除非合同當事人另有約定,《公約》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可預測性和靈活性。一方面,《公約》覆蓋了全面的規則,提供了詳細的指引,可以作為默認制度,另一方面根據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排除公約適用,減損或改變任何公約的條例,從而根據特定交易需求對默認規則進行定製。”

在過去這些年,《公約》的優勢已凸顯出來。中國貿促會副會長盧鵬起指出,過去這些年經歷了深刻廣泛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世界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和發展,世界各國貿易活動的積極度和緊密度空前提高。全球性挑戰日益上升,同舟共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建立統一的經貿法律規則,也是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心願。

在這一背景下,《公約》起到了重大作用。“《公約》建立了一個現代、公正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制度,為提升國際貿易的法律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重要依據。”盧鵬起説。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司長李詠箑也對《公約》提高合同履行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降低合同風險,促進貿易發展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作為21世紀以來的核心條約之一,《公約》對雙方利益予以協調,兼顧不同法律體系和不同利益訴求,公約締約國數量不斷增加,從11個創始締約國到94個締約國,體現了公約的深受歡迎。”

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任兼祕書長王承傑看來,《公約》的普遍適用,為解決世界經貿危機,促進締約國法律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締約國數量和其對商業持續發揮的作用來看,《公約》都被公認為是成功的,有近百個國家參加報告或彙編了超5000份適用《公約》的裁決,以多種語言發表了無數著作,討論《公約》的條文。”安娜·喬賓·布萊特説。

中國積極踐行

作為多邊貿易治理體系的堅定支持者,中國就是《公約》的積極踐行者。

《公約》自1988年在中國生效後,成為中國法院和仲裁機構可以直接適用的法律依據。30多年來,中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大體量的國際貿易有關爭議受益於像《公約》這樣的國際貿易條約,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決。 

同時,這樣的國際貿易條約也對中國市場經濟和合同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1986年12月11日正式遞交《公約》合同書,成為《公約》最初11個創始締約國之一,《公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廣泛參與的第一個統一司法實體法公約。“在改革開放初期加入《公約》表明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姿態,對中國法制的國際化進程、對中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產生了影響。”李詠箑説。

李詠箑説,從1985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到1999年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再到今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施行,中國在合同法領域的立法一致借鑑了《公約》的基本原則和內容,是中國法院和仲裁機構解決糾紛的重要法律依據之一。

未來,《公約》對於中國的意義也將是隻增不減。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沿線貿易往來日益密切。李詠箑説,貿易暢通在推進“一帶一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6年到2020年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6萬億元,中國去年與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超過1.3萬億美元。

“日益頻繁的貿易交往,使得作為協調統一現代化國際商事合同規則的《公約》,在更大範圍內推動和適用。它可以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企業進一步降低合同風險、便利合同爭議解決,有助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完善營商環境,促進貿易正增長。”李詠箑説。

仲裁要做推手

仲裁作為《公約》的主要實踐領地,這些年在應用《公約》上表現出色。據盧鵬起介紹,貿仲在審理《公約》相關案件上積累了大量經驗,積極參與聯合國貿法會法規判例法的報告工作,在推動《公約》不斷研究完善、推進適用公約的廣泛運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安娜·喬賓·布萊特也説,貿仲在案件審理中適用《公約》,為促進《公約》的適用與完善作出了貢獻。

盧鵬起建議,面向未來,中國仲裁要與聯合國貿法會及世界各國同仁一道,以《公約》的推廣使用和進一步研究完善為抓手,緊跟經濟全球化和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在機遇中謀發展,在挑戰中求變革,肩負起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的歷史使命。

“中國正在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建立以《公約》為代表的公平合理的規則和新秩序非常重要。促進《公約》的解釋和實現,中國仲裁界應該為國際爭議解決機制貢獻力量。”王承傑説。

盧鵬起建議,堅持和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建立國際經濟發展的穩定秩序。“在世界大變革的局面中,《公約》此時不僅是一部實體法律,更多承載着全世界凝心聚力的合作精神。《公約》在國際貿易爭端解決中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國際仲裁界應當聯合起來,以《公約》精神為凝聚力,攜手發揮遠見卓識和責任擔當,為《公約》的推廣使用和研究完善再添薪火,為國際爭議解決機制的再次進步貢獻力量。”

同時,加快新型法律問題研判,增強國際貿易和爭議解決規則發展新動力。當下,數字技術強勢崛起,新發展形勢下新問題應運而生。應對疫情引發的不可抗力等法律問題以及疫苗的國際採購等新類型爭議進行縱深研究,形成更為統一的法律理解與適用。同時,要預判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時代背景下的新型國際貿易法律問題,對互聯網爭議解決的理論性、制度性、安全性問題進行研究,兼顧程序與實體,推動實現國際爭議解決高效率、低成本、更便捷。 

 盧鵬起還提出,推動《公約》廣泛運用,為國際爭議解決拓展更大空間。“至今,《公約》參加成員已達94個,《公約》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顯示出其獨特魅力和廣闊前景。要繼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廣普開放合作共贏理念,加強《公約》宣傳推介,推進《公約》成員進一步擴大發展,讓《公約》智慧之光更多地惠及各國和全球經濟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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