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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循吏如何“為政以德”
發佈時間:2021-05-21 10:50 星期五
來源:學習時報

循吏一詞,最早出現《史記》中。太史公在《史記·循吏列傳》的序中寫道:“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該傳共記錄了五位賢官良吏,在寫到第三位循吏公儀休時,太史公這樣描述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他認為的循吏具有兩個特點:奉職循理、奉法循理。奉職、奉法,就是嚴格奉行自己的職責、忠於法律。循理,是依照道理或遵循規律。從《史記·循吏列傳》中描述的五位循吏可知,循吏應該遵循自己的職責和法律規定辦事,要仁義愛民、善施教化、清廉自正、嚴守法紀,這也體現了太史公對為政治國以德教為主的理念。

史書上記載,漢代到了漢昭帝、漢宣帝時期,“循吏”迅速增加,祥瑞也接踵而至。此後,循吏在漢代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們在地方治理中,多以教化為主,其治理模式各具特色,效果顯著。

勤政愛民,體恤民情。奉職行事是評價循吏的標準之一,在地方治理中勤奮敬業,瞭解人民的疾苦,是地方官員的職責所在。西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時,讓地方官吏都蓄養雞和豬,用來贍養鰥寡貧窮的人。鰥寡孤獨者有死了沒被安葬的,鄉里的官員呈文告知,黃霸都給分別處置,甚至連哪個地方有大木頭可以做棺木、哪個郵亭有小豬可以用來祭祀他都知道。渤海百姓因“困於飢寒而吏不恤”發生動亂,循吏龔遂到了渤海之後,宣佈持鋤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為盜賊,於是盜賊皆罷。因為暴亂是因飢餓而起,於是龔遂“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漢書·循吏傳》對召信臣描述到:“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東漢時任延任會稽都尉時,敬待會稽有識之士以師友之禮,“椽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以上官吏因深受儒家民本思想所影響,他們在治理地方時,多施行寬緩的惠民政策,重視發展生產,關心百姓生活的疾苦,受百姓愛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個國家能否安定、繁榮,必須要關心百姓的疾苦,只有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政治才會清平,社會才會穩定。他還説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體現了君子的至高境界,窮困時就做好自己,顯達時要兼顧天下人共達於善。在中國古代,地方官員是統治者和百姓的聯繫紐帶和橋樑,官員只有勤奮敬業,全心全意的為百姓謀福利,才能有效化解矛盾。

以教為本,移風易俗。漢代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認為通過道德教化、興辦學校,可以使人們受到禮教的浸染,減少犯罪行為,使一個地方長治久安。長期以來,敬畏一直是人們守法的一個重要動機。當某種違法行為有日益氾濫的趨勢時,最直接的應對措施往往是加大懲罰的力度,提高違法犯罪的成本,這往往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效,這就是所謂的“治亂世,用重典”,但這並不是長久之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只有用道德來教化百姓,使法律潛移默化、深入人心,才能讓百姓從內心深處自願遵守法律從而收穫更好的治理效果。西漢循吏文翁,在蜀地擔任郡守時,“見蜀地闢陋有蠻夷風”,則派蜀生進京學習,興辦學校,重視人才,“數年,……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東漢時,以文教化,興辦學府的官吏也俯拾皆是。衞颯任桂陽太守時,“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任延任九真太守時,駱越的百姓不知婚姻之禮,憑着情慾喜好,沒有固定的配偶,也不瞭解父子間的天性和夫婦之禮。任延於是下發文書給所屬各縣,要求男子年齡在20到50歲之間,女子年齡在15到40之間,都按照年齡大小結合。當地百姓説:“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秦彭任山陽太守時:“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儒家思想自漢代開始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其原因在於儒家思想精髓中的仁、義、禮、智、信,這些倫理精神一旦融入政治實踐中,則可完成對國家和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如何將儒家學説最大限度的社會化、成為民眾的行為準則,通過教育的推廣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兩漢循吏或將儒家的禮教精神上傳下達、頒行於民間,或以興辦教育為己任。這種儒學文化自覺帶動了儒學的推廣,將儒教傳統確立逐漸滲透到民間日常生活之中,使儒家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他們治理的地域也多移風易俗,人心淳厚。

為政清廉,正直不阿。循吏是中國話語中一個特有的概念,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種特有的現象,之所以專門列了循吏傳,是因為循吏大多為政清廉、正直不阿,這在等級森嚴、特權強勢的古代社會實屬難得,這要求循吏們首先就具有較高的道德水平。儒家“平天下”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天下能達到合理、平衡、公正、公平、秩序、和諧的一種理想社會狀態。欲平天下,必先正其心、修其身。古代地方官吏集行政權與司法權於一身,並與百姓直接打交道,他們的道德水平高低決定了一個地方的政治是否清明、秩序是否井然,只有地方官吏本身廉潔自律,不畏權貴,才能取信於民,在當地樹立良好道德觀、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漢書·循吏列傳》中記載的兩位循吏在廉潔、正直方面頗為典型。朱邑當時雖任九卿之一的高位,卻“居處儉節,家亡餘財”。龔遂在諸侯王劉賀手下任職時:“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後漢書·循吏列傳》中記載了12位循吏,其中王渙任今河南温縣縣令時,境內有很多奸猾之徒胡作非為,王渙採取策略加以討伐打擊,把他們全都殺了。後任洛陽縣令時他用巧妙的辦法,多次揭發和暴露隱祕的壞人壞事。他為民做主、不畏權貴的作風,深受百姓愛戴。元興元年,王渙病死後,數千名百姓共同集資,前去祭奠。劉矩任尚書令時,因為性格正直,不趨炎附勢,還得罪了當時的大將軍梁翼。劉寵在會稽任太守時,山陰縣有五六個老翁,因感激劉寵施行的仁惠政策,每人拿着百錢送給劉寵,劉寵説:我的政治哪裏能夠如你們長者所説的那樣呢?你們辛苦了啊!劉寵前後連任兩郡太守,多次任卿相大官,但清廉樸素,家無貨積。建立法治社會的理想狀態是達到百姓自願自覺守法,而達到這種理想狀態的前提是百姓發自內心的信仰法律。這不僅要求每一個人有良好的道德標準,更要求官員做好道德表率,才能帶領社會風氣良好的循環。

任何一個民族的繁榮和發展,都不能忽視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德治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循吏則是德治思想薰陶下的產物。兩漢盛況頻現,這些盛世的出現與地方吏治的清明密切相關。漢代循吏無不以為民謀利為使命,只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政權才能穩定。雖然循吏政治不是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但是道德的傳播途徑是自上而下的,官員的行為具有極強的示範作用,正如孔子所説:“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一個文明社會,對官員的道德要求遠高於百姓,崇尚為政以德,“德”字在心,以“德”化“民”。(王蓉)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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